2025年岁末,一桩不到4000万元的债务违约,让一家坐拥超200亿资产的地方国企站到了聚光灯下。登封建投因3711.87万元担保贷款逾期,被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,但撕开的却是县域城投平台在化债深水区挣扎的真实伤口。
近日,总资产超200亿元的河南省登封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(简称“登封建投”),因一笔3711.87万元的担保贷款逾期,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,引发市场广泛关注。
对于一家超200亿资产规模的城投公司来说,表面看这是一起金额不大的债务违约,但细究下去,问题远不止于此。这笔3711万元的违约,就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暴露出的是登封建投长期积累的流动性危机、失控的对外担保,以及子公司债务风险已形成“多米诺骨牌”效应的连锁传导。更关键的是,它折射出暴当前整个城投行业在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面临的深层困境——旧模式已死,新路径未明。
更严峻的是司法层面的压力。截至2025年12月16日,登封建投已累计9条被执行人记录,执行标的总额达9977.09万元,逼近亿元大关。此外,其持有的7家子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,涉及金额约3.87亿元。被冻结企业涵盖基建、工程、机场管理等核心业务板块,包括登封市鼎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郑州少林机场管理有限公司、登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,反映出风险已从财务层面蔓延至资产控制权。
目前,登封建投正在与华夏银行郑州分行和法院进行协商沟通,试图达成分期付款的方案。但这只是暂时的缓兵之计。如果无法从根本上改善流动性状况,类似的违约可能会接二连三地出现。
登封建投这一困局的成因并不复杂。首先,土地财政持续萎缩。自2023年以来,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连续下滑,河南作为土地依赖度超40%的省份,地方可用财力大幅缩水。登封作为郑州下辖的县级市,既无省级财政兜底,又缺乏稳定的产业税基,对城投的隐性支持能力极为有限。
其次,融资环境急剧收紧。2021年银保监会15号文明确禁止承担隐性债务的城投平台新增流动资金贷款,非标融资渠道几近关闭。登封建投虽坐拥超200亿元资产,但多为道路、公园、安置房等公益性项目,难以抵押或变现,陷入典型的“纸面富贵、现金枯竭”困境。
最致命的,是失控的对外担保。截至2025年中,登封建投对外担保余额达15.75亿元,占净资产的10.61%,且全部未设置反担保措施。其中,对登封电厂集团和中岳非晶的担保余额为1.52亿元,而这两家公司早已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一旦这些子公司违约,母公司登封建投便需履行代偿义务;若无力支付,则自身也将被纳入失信名单——形成“子公司暴雷—母公司代偿—母公司失信”的恶性链条。
而一旦失信,银行抽贷、融资冻结、项目停滞将接踵而至,极易滑入“违约→失信→再违约”的死亡螺旋。登封建投的现状,正是这一系统性风险的真实写照。
换句话说,它本质上还是一个“政府融资工具”,而非真正的市场化企业。
2024年8月,多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》,明确要求?2027年6月底前?实现融资平台清零,剥离政府融资职能,推动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信用脱钩。但登封建投显然没跟上节奏——既没注入如水务、供热、停车场等能造血的经营性资产,也没发展产业园区运营、城市服务、融资租赁等市场化业务,更别说通过并购上市公司或设立产业基金来转型,构建“造血”能力。
反观其他地方城投转型案例,如山东平度城资通过划入水务集团、园区资产、城市服务等六大板块,2024年成功发行6亿元公司债并获AA+评级。相比之下,登封建投的“空心化”运营模式显得格外被动。
登封建投爆雷事件,正在加剧城投市场的信用分化。投资者对县域、区级平台的信任迅速瓦解,资金进一步向省级、地市级高评级主体集中。2025年数据显示,江苏、浙江等地优质城投债利率已降至2%–3%,而河南、贵州部分区县平台非标产品利率仍高达8%–15%,利差越拉越大。
与此同时,监管态度也日趋严厉。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“严防‘爆雷’”,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央行随即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,强调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”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兜底——恰恰相反,政策信号很清晰:
政策托底有限:中央明确“谁家的孩子谁抱”,不再兜底尾部平台;
退出倒计时:2026–2027年将是城投“退平台”最后窗口期,无法满足转型条件的主体将被兼并、重组甚至清算。
据《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》数据显示,截至2025年9月末,全国融资平台数量较2023年3月下降71%,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下降62%,行业出清已进入深水区。
面对类似登封建投的困局,光靠“输血”已不够,必须双轨并进:
短期要稳住局面。比如,主动与债权人协商展期或以物抵债,争取撤销失信记录;全面梳理对外担保,对高风险子公司实施法律隔离;同时申请纳入地方“一揽子化债”方案,争取专项债置换或临时财政周转。
长期则必须彻底转型。例如,推动地方政府划入供水、供气、停车场、产业园区等优质经营性资产;探索“城投+产投”模式,比如通过并购上市公司(如唐控发展)、设立产业基金、布局低空经济等新赛道,从“建城市”转向“运营城市+投资产业”;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,用市场化薪酬和风控机制替代行政化管理等。
地方政府也需有所作为。对于有潜力的平台,应协调资源注入和特许经营权授予;对“空壳”平台,则推动合并重组,集中打造几家区域级运营主体。同时,建立债务动态监测机制,防止风险跨平台传染。
登封建投的3711万元违约,看似微不足道,却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整个城投体系乃至地方国企在债务管理、担保控制与风险防控上的系统性短板。尤其在供应链业务高度嵌套的今天,许多国企平台不仅承担基建投融资职能,还深度参与大宗商品贸易、园区运营、能源物流等市场化业务——而这些领域恰恰是融资性贸易、虚假交易、货权失控等高风险行为的重灾区。
一旦风控缺位,再大的资产规模也难挡一次小额度违约引发的连锁崩塌。正如登封建投所示:没有流程化的风控机制,就没有真正的安全边界;没有全员参与的操作细则,所谓的“合规”就只是口号。
值得警惕的是,当前不少国企仍在用“经验主义”应对复杂供应链风险——业务冲在前,风控跟在后,法务救火式介入,财务被动兜底。这种粗放模式,在2026年“严防爆雷”的监管高压下,已难以为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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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,城投与国企的大考已至。裸泳者终将退场,而有准备的人,正在构建护城河。
毛莉
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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